从行政法治发展阶段和国情出发，我国有必要确立行政处罚二元归责模式，即无过错责任与过错责任并立，对于当事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形适用无过错责任，对于当事人过失实施违法行为的情形适用过错责任。
[19] 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性教育领域所存在的紧张关系，本质上是基本权利之间、基本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冲突，应当建构一个能同时容纳三者的分析框架，即国家—父母—儿童三方关系理论模型，这个理论模型涵盖了儿童性受教育权、国家性教育权、父母性教育权之间的多重关系。
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心理上渐趋成熟，独立意识产生，对成年人的依赖性减弱，情感色彩强烈，易冲动，此时的心理矛盾性明显，心理处于较复杂的状态。[46]在争议中，该家长事先不知道高桥小学开设了性教育课程，对其进行公开质疑可以获得学校的解释、说明，这属于参与学校事务权的范围。例如，《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儿童进行防性侵等方面的安全知识教育，目的是帮助儿童掌握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儿童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18]而不是提升父母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处理三方主体间的紧张关系时，既不能仅站在某一个或者某两个主体的利益面前思考问题，也不能进行简单折中，应当综合考虑三个主体的权利或者权力，追求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首先，国家、父母和儿童三方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尊重。
该家长认为二年级就开设性教育课程为时过早、《珍爱生命》读本尺度太大，这属于选择自己认为合适时间、合适内容进行性教育的问题，这属于教育内容自主权的范围。第二，儿童性受教育权应当得到及时、准确的实现。该类举措往往强调以查处非法行为为保护手段、以接受行政处罚决定为法律后果，通过事后惩罚或禁止性手段设定，来推动积极保障农用耕地面积。
[112] 韩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经营政策演进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其作为一种要素环节的可操作性、执行性设定，凸显相应责任义务主体实施耕地占补的先补后占、专款专用、易地补充、平衡督查与动态监测要义，以确保年度省域内的耕地占补平衡。即通过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体[105]的导向性规定，来创新耕地保护理念。其二，事前威慑性举措。
其二，持续协调性举措。2008年、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76]则就支持、重视耕地质量建设予以了活动前提意义的功能定位。
再如，构建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力的多元回归模型[28]、分析相关政策实施对于减少耕地流失面积的显著影响[29]的制度实效性研究。直至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将破坏耕地罪、非法批地罪和非法转让土地罪等相关罪名新增列入，则具体明晰了违法利用土地乃至破坏耕地违法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即静态意义的宣示性政策表达，以粮为纲或决不放松粮食生产[44]。例如，2001年《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的通知》对土地用途管制、占一补一、耕地储备、项目挂钩、耕地质量评价标准、易地补充耕地、考核检查等事项举措的方向性列明。
2. 旨在严守耕地占补平衡的措施手段设定 所涉耕地保护条款尝试通过严控数量、提升质量、生态管护与实施举措等行为规范的设定，来统合推进耕地协调保护。[90] 吴泽斌、刘卫东：《中国地方政府耕地保护事业的绩效审计探讨》，《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6期。该类举措往往强调以坚守耕地保护红线为保护措施，通过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或耕地保护基本国策的硬性要求，来落实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占一补一、节约集约用地、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进而推动强化耕地总量保护。1. 旨在制止违法利用的措施手段设定 所涉耕地保护条款尝试通过建设工程的计划性推进、建房审批、制止非法占地等行为规范的设定，来固化相关机构改革、制度安排和变迁的保护耕地措施[39]。
[36] 冯丹玥、刘晶、单薇、金晓斌：《面向多功能复合的耕地保护内涵拓展与管理模式初探》，《土地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一）数量先导效益型耕地保护 在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发布之前，面对我国进入耕地快速流失期的客观现实，耕地保护条款旨在扭转耕地质量与产出能力的持续性下降态势。
其二，质量区域划定型举措。[49] 王文旭、曹银贵、苏锐清、邱敏、周伟：《基于政策量化的中国耕地保护政策演进过程》，《中国土地科学》2020年第7期。
例如，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第4条通过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适用税额一次性征收的纳税义务行为设定，就第1条规定的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原则的耕地占用税途径实施方式予以了列明。[7] 漆信贤、张志宏、黄贤金：《面向新时代的耕地保护矛盾与创新应对》，《中国土地科学》2018年第8期。1998年修订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3条对全面规划、合理利用、用养结合、严格保护的方针定性和第14条确保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的原则阐明。其二，总体统合性举措。例如，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的通知》对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定性。并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保护作用，通过多元主体纵横向协同保护架构下的公权力积极干预，在保障粮食安全作为第一要务[89]的有效引领下，来最大限度地弥补市场失灵和发挥耕地资源的非经济性功能[90]。
其作为一种通过可量化、逐级分解下达的计划数量指标来推进耕地数量与质量全面保护的羁束性规范设定，凸显以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作为保护主体，要求其通过数量指标的科层性计划控制来确保所开垦耕地或划定基本农田的质量。1981年《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对十分珍惜每寸土地，合理利用每寸土地的国策定性和努力实行科学种田的原则阐明。
该类举措往往强调以耕地质量为保护客体、以保证质量有所提高为保护原则，通过增加面积、建立数据库、由高到低的顺序等土地地力、质量分级评定与管控方式，来推动提升耕地质量管控综合能力。该类举措往往强调以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为保护客体、以补充数量相等和质量相当耕地为保护原则，通过进一步落实目标责任制，来强化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确保补充耕地与占用耕地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实践效能。
[82] 牛善栋、方斌：《中国耕地保护制度70年：历史嬗变、现实探源及路径优化》，《中国土地科学》2019年第10期。[17] 高魏、胡永进：《耕地保护理论研究》，《农村经济》2004年第6期。
该类举措往往强调以严格审批制度为保护手段、以责令退出或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责任为法律后果，通过禁止性的负面清单设定来推进耕地数量保护。例如，《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2条对基本农田以及保护区的区域性、标准化与具象目的定性，即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耕地保护客体的量化定位。[52]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土地管理局建设用地计划管理暂行办法》《严格限制毁田烧砖积极推进墙体材料改革的意见》《土地复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开发区和城镇建设占用耕地撂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办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规定》的相关规定。相关耕地保护条款承载的措施手段主要围绕保障农用耕地面积和促进多元化发展这两方面动机取向而具体设定，所表征的规范体系处于耕地数量保护规范建立探索阶段。
其往往强调应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从而提升耕地的隐性生态效益。从监测监管、监督考核和地方政府责任、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监管等方面，来强化相应的监管责任。
伴随确保耕地红线、提高耕地质量、改善耕地生态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益显现，有必要在耕地数量管控、质量管理和生态管护‘三位一体的方向引领下，尝试构建更为完备的耕地质量保护规范体系。这一阶段囿于我国耕地保护中长期存在着给地区带来不可逆转的环境外溢和生态效益损失之严重的负外部性[97]，则有必要在明晰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内涵[98]的前提下，来凸显耕地的生态管护理念与实现保护的生态效益。
即通过不同区域耕地属性的类型化规定，来明晰高标准基本农田、永久基本农田[101]的划分范围。[54] 例如，《关于在全国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请示的通知》《国务院关于严格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紧急通知》《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
[84] 例如，2004年、2007年、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最后，就实施保护的结果评判而言。[35] 任旭峰、侯风云：《中国耕地保护制度演进及存在问题研究》，《理论学刊》2011年第9期。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央一号文件）就加强耕地质量建设予以了行为过程意义的手段定位。
其一，全面宏观性举措。即通过相关法定责任义务主体的类型化界分，来明确相应的补充耕地或缴纳耕地开垦费[65]事项。
[12] 参见《陕西大规模整治秦岭北麓违建别墅》，《人民日报》2018年8月14日，第9版。该阶段的相关规范设定主要存续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央一号文件等规范性文件之中，逐渐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核心的耕地保护规范体系，相对有序的耕地数量保护体制初步确立。
其二，通过宣示性规定，来进一步明确、固化耕地保护事项的属性定位与基本原则。其往往强调伴随严格耕地保护规范体系的逐步完善，来确保耕地数量、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以尝试缓解全球化发展带来了耕地资源的隐性占用[72]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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